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失衡现象及原因

一、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失衡现象

1.结构性失衡。整体来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作为我国主导意识形态，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仍居于指导地位、发挥主导作用。但在开放环境、阶层分化的背景下，意识形态领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封建意识形态残余和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因素。问题是，一些人重西方意识形态引入、轻本土意识形态创新，重封建意识形态继承、轻现代意识形态发展，强调对异质、残余意识形态包容，忽视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科学坚守，使我国意识形态在理论研究、社会声誉和认同践行上产生了一定的结构性失衡现象。从理论研究来看，一些人割裂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政治性与学术性、党性和人民性的内在联系，拒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盲目引入或运用西方理论学说，使一些学科和研究领域成为西方意识形态概念、范畴、表述的“跑马场”，一定程度上挤压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空间。从社会声誉来看，一些人以“传统文化”、“普世价值”为名传播美化封建意识形态和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而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却加以贬低。如通过歪曲否定近代以来中国革命的历史，夸大革命建设的历史失误，为已有定论的历史人物事件翻案，贬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历史声誉；通过夸大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现实问题，提倡指导思想多元化、“文化选择论”、“宪政民主论”，贬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现实声誉。上述两种失衡给人们认同践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带来了挑战，使一些人产生了厌倦政治、虚无主流的情绪，模糊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甚至在“国外思潮与党中央宣传相矛盾时”，倾向于以国外思潮为准，质疑主流宣传的真实性。

2.功能性失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由政治、道德、哲学、文艺作品等各种意识形式所构成，这些意识形式是个人精神生活建设与社会思想文化发展的重要依托，为公共权力及其产品提供合法性辩护，为社会成员提供社会化的规范依据和超越性的精神家园，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稳定导向功能。功能性失衡是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及其各种构成形式在作用对象、功能内容与价值取向等问题上的不协调、不一致。首先，从个人与社会两个作用对象来看，一些人过于强调各种意识形式对于社会发展的导向功能、社会整合的凝聚功能和社会治理的调节功能，忽视其坚定个人理想信念、引导个人价值规范、培育个人精神家园以及促进个人与社会良性互动等功能，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外在于个人生命发展而无法融入个人日常生活，从而淡化了个人的社会责任、弱化了个人的精神追求、动摇了个人的身份认同基础，使一些人成为意识形态领域纷争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围观者”，成为没有精神根底只有普遍焦虑的“漂泊者”，以致“怀旧情绪”、“恶搞调侃”、“拒斥主流”、“躲避崇高”之风在一定范围内弥漫。其次，物质功能和精神功能是意识形式的两个基本功能，分别满足人类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兼具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例如，习近平在谈到“好文艺”的标准时就指出，“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问题是，近些年一些人过于彰显物质功能之于精神功能的优先性，过于强调文艺作品作为经济利益表达、物质享受延伸和商业目的达成的途径载体，忽视其精神价值和政治立场，制约和冲击了社会主义文艺的功能彰显。再次，批判和建构是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的基本价值取向，而一些人过于突出批判取向，机械地将马克思对阶级社会意识形态的批判理论转嫁为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宣传教育的质疑，片面地将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个别性现象、倾向性问题和阶段性矛盾视为因社会主义制度体制所产生的根本性问题，从而出现了一些只解构不建构的“愤青”和只见制度不见人的“泛制度化倾向”。

3.传播性失衡。我国历来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宣传教育，在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制度安排和经费投入等方面为其提供了有效支持，使之具有了其他意识形态传播无法比拟的巨大规模和强大阵容。但是，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发展和信息技术革命的形势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途径、传播样态和传播效果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失衡现象。从传播途径来看，原来通过企事业单位思想政治工作传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单位传播逐渐让位于以报纸、杂志、电视、网络和手机为载体的社会传播。社会传播作为一种公共平台和途径，既可以服务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也可以为异质、残余意识形态所用，甚至一些社会传播平台为了追求发行量、收视率、点击率，通过将自我标榜为“公共媒体”、“社会良心”或发表非主流意识形态言论吸引眼球。单位传播与社会传播的失衡使人们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呈现出选择性、自发性和分散性的特点。伴随单位传播向社会传播的转变，意识形态传播进入了“视觉文化时代”，其样态逐渐由以文字词语为形式的理性传播变成了以声光画电为形式的感性传播。特别是当人们将互联网、智能手机作为获取信息、消费文化的主要工具时，蕴含异质、残余意识形态因素的海量信息和象征形式不断涌入人们的生活环境和精神世界，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造成了冲击。传播途径和样态的失衡使人们在获得生活便利的同时，也面临着知识结构碎片化、精神世界娱乐化和理性思维表层化等问题。这些问题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效果上集中表现为情感体验与理性认知的失衡，即重情感刺激轻理论教育、重娱乐消遣轻理性自省、重即时体验轻理想信念。

二、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失衡现象产生的根源

1.现代人类文明形态的精神危机是意识形态领域失衡现象产生的普遍性根源。马克思说：“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意识形态领域作为当代中国人物质生产和社会交往的精神反映，它所面临和存在的失衡现象只有从这一时代人类生产交往的文明形态出发才能得到全面而整体的了解。按照马克思主义将生产资料视为区别不同时代的“测量器”和“指示器”的原则，人们一般将20世纪中叶以来由信息技术革命所带来的文明形态变革称为“新媒体时代”、“知识经济时代”或“后工业文明”。在这一文明形态中科学技术取得了飞速发展，并通过世界市场的力量将各国紧密连接在一起，使人类获得了共享发展成果的可能。但技术理性的极度张扬和商品需求的无限刺激不断强化着人们对“物的绝对依赖性”，消解着富有崇高神圣意味的思想根据、价值尺度和行为标准，产生了以反传统、反崇高、反主流为主要旨趣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思潮，从而使人类陷入了普遍的精神危机，即世界符号化与快速流动性带来的“无根性焦虑”，价值多元化与标准相对性带来的“选择性困惑”，理想拟物化与思想易变性带来的“信仰性缺失”。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今天，这种普遍的精神危机同经济危机一样使各国都难以独善其身。我国作为全球化进程的积极参与者在享有由之所带来的资本、技术、人才便利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成为普遍精神危机的“受害者”，一定范围内存在的意识形态失衡现象正是这种危机的具体表现。

2.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是意识形态领域失衡现象产生的特殊性根源。意识形态领域失衡现象是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及矛盾的集中反映。党的十八大指出当前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具体表现为两个层面的“紧张关系”

一是，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各自内部要素之间的紧张关系。从经济领域来看，以物质利益和普遍竞争为基本规则的市场经济赋予了个人追求物质享受的合法性，推动经济发展目标从改革开放之初的“满足温饱以减少痛苦”转变为现如今的“满足欲望以增加享受”。经济运行规则和目标的转变催生了一些人的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倾向，冲击着他们对崇高理想和社会主义道德的坚守。从政治领域来看，一定范围内出现的公权力“寻租”的腐败现象以及服务特定集团或个人利益的特权现象，削弱了政治公信力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部分国家治理机制同群众利益诉求多元化、利益关系复杂化以及民主参与意识增强的不适应、不协调，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紧张，破坏了意识形态认同的关系基础。从社会领域来看，随着社会结构由高度同质化、一体化转变成各种异质性要素复合体，新的社会阶层、生活方式、就业方式不断涌现，各种代表特定群体的声音主张在意识形态领域众声喧哗，加大了保持意识形态领域平衡稳定的压力。

二是，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相互之间的紧张关系。从经济与政治关系来看，经济领域以发展生产力、增加社会财富为着眼点，奉行增长供给原则，政治领域则以实现公平正义为旨归，坚持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就造成了“增长优先”与“权利优先”的紧张，使一些人形成了“GDP崇拜”、“淡化政治”、“拒斥意识形态”的错误认识。从经济与社会关系来看，基于市场运行的趋利冲动，人们总是以实现自我利益最大化为原则建立社会联系，而社会之所以为社会不仅在于物质利益连接，更在于行为主体之间、行为主体与社会之间的价值共享和伦理承诺，于是经济领域的“功利逻辑”与社会领域的“伦理精神”便发生了碰撞，产生了假冒伪劣、诚信缺失、道德失范等问题。从政治与社会关系来看，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力量不断发展，使政治运行的集中性、统一性与社会管理的多元性、自主性产生了矛盾，社会治理机制不完善又导致一些地方发生了因政治权力过多介入社会领域与社会诉求难以上达政治决策的“治理悖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政治设计”与“社会需求”的脱节。总之，经济基础、政治上层建筑以及社会领域在运行规则、发展目标、价值规范上的紧张关系，构成了观念上层建筑失衡的现实基础，造成了意识形态领域的失衡现象。

3.和平发展时代主题下的文化价值观渗透是意识形态领域失衡现象产生的外源性根源。冷战结束、“两极”格局瓦解使“和平发展”取代“战争革命”成为时代主题，但时代主题的转换并没有消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条道路、两种制度、两大价值观体系之间的纷争，也没有消除不同民族国家和文明共同体之间的政治文化藩篱。各国为抓住发展机遇、规避发展风险都格外重视对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争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科技水平、经济发展和意识形态资源占有上的显著差距，为发达国家谋求文化霸权提供了优势支撑。以美国为例，近年来它通过“教义制造、媒体制造、产业制造、敌人制造”等方式对发展中国家实行文化价值观渗透和控制，以期催生和培育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消费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化土壤，消解和排异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达到“领导世界、实现美国世纪”的战略目的。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文化价值观渗透的重要目标。近年来，西方敌对势力利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低潮和中国经济飞速发展，散布“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社会主义失败论”、“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亚洲自由之弧”等言论，以期“唱衰中国”、“妖魔中国”和“孤立中国”，并通过媒体宣传、文化商品贸易和学术交流等方式，向我国思想界兜售“非意识形态化”、“人权高于主权论”、“西方自由主义新闻观”等主张，以期争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和主导权。这些都从外部催生了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失衡现象。

4.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的某些错误倾向是意识形态领域失衡现象产生的内生性根源。近年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取得突出成就，开辟和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深化和推进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培育和产生了大批优秀文化产品和现代文化产业。但在一些地方和单位仍存在经验主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值得注意的错误倾向。经验主义是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轻视与疏离，表现为重视业务工作特别是经济工作而忽视理论学习和思想建设，重视过去意识形态建设经验而忽视新时期意识形态建设的发展变化，使意识形态工作处于“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境地，使意识形态建设体制机制、方式方法难以适应开放环境、市场经济、社会分化和思想多元的现实要求。形式主义是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悬置和架空，表现为自我理论武装上的“观念伪饰”和社会宣传教育上的“话语空洞”。一些领导干部将马克思主义仅仅变成会议、讲话、文件中的口号缀语，而不去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其精神实质，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迅速认同接纳并透彻深刻地予以表述，但却在实际行动中远离理论路线、悖逆原则要求。这种自我理论上的“伪饰”使他们在进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宣传教育和对异质、残余意识形态批判抵制时，往往空话套话连篇而不得要旨、难及要害，从而使一些地区或部门意识形态建设虽表面繁荣实则“空无一物”，损害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形象。官僚主义是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懈怠和独占，表现为片面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说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迷信政治权力对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决定作用，认为只要掌握政治权力就无须担心会丧失意识形态领导权和主导权，而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面临的冲击挑战缺乏忧患意识。此外，官僚主义还表现为割裂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将意识形态的批判权、解释权和发展权据为己有，而罔顾群众实际需要和主体地位。

（作者系东北师范大学讲师、法学博士；中山大学教授）